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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遵嘱捐父母遗体遭亲朋指责十年三迁(4)

2014-12-25 07:30  人民网

同伴

最让苏州遗体捐献志愿者邵佩英和其他志愿者不能接受的,是谩骂。

感到为难的,并不只有周颂英,她身边的捐遗志愿者同样感触良多。

2006年4月,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成立,志愿者负责发放宣传手册、资料登记、走访沟通等工作。

“这个过程中,社区不一定会配合。”在该委员会副主任邵佩英眼里,这份工作伟大而有成就感,只是时常伴随着委屈与挫折。“很多人传统意识比较重,父母去世后,子女会大操大办,有的人要考虑亲戚朋友、单位同事的看法。遗体送到医学院去解剖,很多人不能接受。”

邵佩英有不少辛酸的遭遇:有的灵车过来拉遗体,家属中某个人不同意,在车前打滚;有一次成捐者的遗体和角膜都已捐献,但有个别子女突然过来问,“这不是我签的字,是我弟弟签的,他把我父亲的遗体给卖了,把我父亲的角膜给卖了,他们卖了多少钱?”

最让邵佩英和其他志愿者不能接受的,是谩骂,“他们觉得我们出来宣传是收了钱,有的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的狗。”每当这时,60多岁的邵佩英只能深情严肃地说,捐献是无偿的,自己也是义务工作,“不管他们理不理解,我只好默默走掉。”有一次,邵佩英给一名男性志愿者送捐遗志愿书,还没进屋便被男子的妻子轰出来,“都觉得我们晦气”。

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组织家属对成捐者的悼念活动也是捐遗委员会的工作之一。邵佩英这时更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

邵佩英认为,对捐遗的不理解很正常,时间可能会改变这个状况。“献血现在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当初宣传力度很大,捐献骨髓也是一个道理,这需要宣传力度,也需要一个过程。”邵佩英觉得,扭转传统观念需要很多工作,政府应该多承担。

目前,苏州市红十字捐遗委员会已逐渐将捐遗工作推广到社区,“走进了39个社区用了3年,到时机成熟,捐遗意识我想会有一个提高。”

如今,在集体悼念仪式上,周颂英试着带上朋友一起参加,“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亲戚朋友我也在慢慢介绍,但毕竟当年反对的人现在年纪大了,一下子也转不过来。”

明天

现阶段,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情况有所好转,今年一年器官捐献总量已超过往年总量。

苏州大学医学部解剖调研组及捐献事宜办公室主任陈尔齐介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遗体捐献事业起步晚,发展也滞后很多,特别是器官捐献方面。

“苏州遗体捐献的数量2002年以前基本上保持每年一两例,2005年大约有20例,到现在每年都有60例左右,有了一定的发展。”陈尔齐表示,遗体捐献意义深远,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贡献。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陈尔齐说,遗体解剖实践和画面讲解有着本质区别,落实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医学心理的课程也是从平常的解剖实践中锻炼积累形成的。目前,苏州大学医学部基本满足本科生14个人一具人体标本,研究生20人一具人体标本。“事实上4个学生一具人体标本,教学效果才比较好。”虽然目前报名申请遗体捐献的热心人士不少,但真正实现成功捐献的并不多。

“究其原由,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传统的殡葬文化、风俗观念、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有关。”陈尔齐称,纵观全国,目前上海的捐遗事业做得最成功,武汉、南京、苏州跟随其后。1982年,上海领全国之先最早启动了遗体捐献工作,至今已30多个年头。目前,上海的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占全国的31%,实现人数占全国70%。

另外有关遗体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未完善,只由各个地区出台了相关法规,这种状况限制了捐遗事业的发展。陈尔齐称,“以苏州为例,目前只能按照苏州市人民政府发的《苏州市遗体捐赠暂行办法》进行管理。”

陈尔齐介绍,苏州曾经通过电视和其他纸质媒体进行捐遗的宣传,但“效果并没有太大改善”,陈尔齐建议,关于捐遗宣传的方式方法还需要研究,“目前情况来看,人传人的效果更好些,应该做好针对个人的宣传工作。”

本月初,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黄洁夫在一次相关会议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黄洁夫介绍,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37/100万人口。“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国内除了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以外,人们对于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也成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2010年至2013年间共捐献了1448例,但今年已经有1500例。”黄洁夫说,2014年,器官捐献量已超过往年的总量。

2002年,就在帮父母完成捐遗登记后不久,当时37岁的周颂英也找到陈尔齐要求登记捐遗,成为捐遗志愿者。12年间,她走了一条心酸的捐遗路,但她没有后悔。

本文原载于兵马俑在线(edu.wmxa.cn),转载请保留本链接,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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