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
父亲的遗体成功捐献后，亲朋的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麻烦也接踵而至。从医院回到盘门路附近的家中，闻讯赶来奔丧的亲戚开始和周颂英争吵。邻居陶东明记得，当时知道周颂英有捐遗的想法后，周围的几个朋友曾坐到一起劝她，“为什么要捐掉呢？不值当的。”
陶东明称，当时盘门路沿河一带都是苏州老房子，有几十家住户，周围几户人家最先开始知道这事，“当时邻居都不理解，老人都反对。我们作为邻居和朋友，听到老人这么说，只能是去劝劝她。”
周昭德的遗体成捐之后，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陶东明回忆，当时周家来了一群亲戚，“父母双方的亲戚都有，大家都在责问她（周颂英），说她不孝。”之后责问变成吵架，陶东明和周围几个邻居进去劝架，“其中有一个40多岁、周颂英叫姐姐的亲戚骂得最狠，说话比较重，我们就把她拉出来劝，两方面地劝。”但陶东明发现，劝说并不管用，亲戚都特别反对捐遗，而周颂英则坚持要这么做，劝说无功作罢。
陶东明记得，这样的吵架接连发生了好几次，双方闹得场面十分尴尬。
争吵将消息很快扩散。陶东明说，清楚实际情况的人不多，其他更多的人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开始对周颂英指指点点，“以前老房子和现在的楼房不同，大家出门就能碰到，老人在门口坐在一起，有点事就聊。”
亲朋如此大的反应，让周颂英和母亲始料未及，“我们家觉得这就是种奉献而已，不理解有可能，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周颂英说，她开始完全想不通，“他们认为老人入土为安是每个子女要尽的孝义，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去解剖，俗话说就是‘千刀万剐’。”周颂英认为，每个人的观念想法不一样，“多去解释也没必要，你不舒服，人家也不舒服。多说无益。”
后来周颂英想通了些：老人聊天总要找个话题，或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比较敏感。“他们要说就说吧，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惹不起，我躲。”
三迁
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苏州吴中区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
陶东明记得，当时闲话太多，周颂英的工作单位也在家附近。那一年，母亲许熙卿已瘫痪在床6年，为了照料，周颂英辞了工作，当年就搬到了竹辉路一个小区。
“搬得远了，听到的闲话肯定会少一些。”周颂英和陶东明原先都这么以为。但竹辉路这个小区里，熟悉周家的人也不少，亲戚、老邻居和朋友也经常上门劝说，让她不要再让母亲也捐遗，这事还是没消停。
“我们苏州，大家的观念就是入土。你这个观念，大家没有理解的，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亲戚洪圣浩认为，周家的想法跨了一大步，让亲人感情上接受不了。
洪圣浩知道捐遗是周昭德夫妇的想法，“我们劝过，没想到后来他女儿真这么做了。”洪圣浩说，那时周颂英的母亲还在，她母亲拍了板要捐献周昭德的遗体，大家反对不起作用。亲戚们开始转而劝说周颂英，让她不要再将母亲也捐出去。
周颂英说，母亲一辈子性格随和，但在这件事上很坚决。“我母亲也跟朋友们解释，她就想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在竹辉路住了不到半年，2007年，周颂英又带着母亲搬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一个小区。
“苏州这个地方真是太小了，上街随便都能碰到熟人”。周颂英称，偶尔碰到熟人，就会有人问，“父亲遗体用了没？”“没用啊，泡着呢。”这时，便有人提出让她将父亲要回来。
周颂英觉得，她在进出小区门口时，小区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有意无意议论“后事”，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里大操大办，还请和尚来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遗体都给卖了。”
2008年5月22日，周母离世，周颂英为其完成遗体捐献。此时正值周颂英工作调动，在新单位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捐遗证书，同事都责备周颂英未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知，“他们一方面觉得我不近人情，一方面有的人对这个事还是有看法”，刚好遇到另一个契机，周颂英干脆再次辞了工作。
洪圣浩知道周颂英搬了几次家，“人家知道了总归要有点议论，邻居肯定到处说，环境不好，只好搬家。知道的人，明白她是尊重父母的意思，不知道的以讹传讹，那就很正常了。”
为了方便女儿周明明（化名）的工作，也为了再换新环境，12月9日，周颂英又搬进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另一小区。她选择这个小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居委会也在开展捐遗的宣传，“观念会好一些。”
“之前有的说我不想尽孝，把遗体捐了，不用每年去扫墓，大逆不道。在观念没普及的情况下，我觉得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周颂英说，这是她一直搬家的原因。
有时候，周颂英也对父母捐遗感觉遗憾。她想祭拜父亲时有点无从下手，“没有骨灰，也没有墓碑”，她只能对着父亲的遗照聊聊天，算是祭奠。
直到2010年4月，这个遗憾才得以弥补。当年苏州红十字会捐献纪念园建立，纪念园将所有成捐者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
纪念园里，周颂英手摸着父母的名字，神态凝重，“我经常这样摸着他们的名字，感觉很复杂。有时候会为他们的离世伤心，有时候又觉得，父母是真正死得其所。”
本文原载于兵马俑在线（edu.wmxa.cn），转载请保留本链接，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