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纠结的“双面”人生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至今已走了36年。而站了25年的三尺讲台将要变成缚住一生的“被告席”，面对课堂时间“不务正业”的公众舆论，面对为师之道和高考制度的选择，杨林柯是沉默的，但其发布的“万言书”却掷地有声。
与其说当年的“万言书”是回应，倒不如说是一次向教育制度的诚挚告白，这些文字被称为是对中国教育制度最着痕的背书。
一天，在盛夏的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院墙内，杨林柯亲启来自北京的一封信，信中中国著名人文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赞其行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其实，杨林柯课堂教学上的“革命”已经实践了25年。
“中原大地起苍黄，雾笼烈日霾罩江……”针对连日雾霾，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7）班学生刘青云在课堂上即兴创作了这首古体诗。杨林柯的语文课堂不受课本的束缚，不局限在教室里，甚至面向所有感兴趣的学生开放。
“古代诗歌和先秦诸子，应该给学生们提供这样的选修课程。”杨林柯说，“高一4册书，必修5本，不到一年半就学完了，剩下的时间干啥，就用来进行高考训练；课堂时间太短，一早上学生需要在不同思维之间迅速切换，一篇文言文都讲不完就开始进入‘数学模式’……”现行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给杨林柯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反而像栅栏一样将他困住，现实中，困兽之斗的结果往往是妥协让步，杨林柯也不例外。
“尽管有点拧巴，但我还是从课堂上抽出一些时间来进行应试训练，但我导入课本之前的或演讲、或辩论都不是预设好的，我崇尚旁征博引、宽松自由的授课方式。”面对高考指挥棒，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文科理科的老师，都应该有一些文史哲的基础，这些科目都可以进行分级学习，让学生自主选择该科目的难易程度和不同的学科组合，当然这得建立在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才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高考改革之要。”
“一项声波测控的结果显示，‘采花使花朵哭泣，摘瓜使黄瓜尖叫’”，为了弥补应试高考而放弃的生物学缺憾并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杨林柯最近在恶补，“这本书叫《上帝的语言》”。
或为自由而书、或为考分让步，在教师的路途上，杨林柯煎熬地演绎着“双面”人生。他从不参加各种赛课比拼，他也不按规定向学校上交读书笔记，在同事们迎合高升和日渐消沉的教师队伍分化中，杨林柯仍然在他的三尺讲台上执着坚守。
家长：“命运独木桥”上的领路人
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顾秀莲手中接过奖杯时，姚凤珍万万想不到后来的日子里，她和她的故事将饱受争议。那一年，她荣膺“陕西十大杰出母亲”称号。
“寒门出才子，四子三清华”，这段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姚凤珍就是这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是韩城人，我老汉是山西的，就在黄河对岸。”50年前，相距130多里的晋陕边界只有一座颤颤巍巍的人行铁索桥，被他们搂在怀里的姚卫东才一岁多，无数次被送去桥那头看望爷爷奶奶；30年前，姚卫东再过这道桥，前往800多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应用物理系报道；如今，远隔重洋的姚卫东在美国杜克大学从事人体神经系统博士后研究。紧接着，他的三弟四弟也都考上清华大学。
“我们家老三当时视力不好，没给娃配眼镜，导致成绩下降，最后没考上清华，考了中国矿业大学。”老两口至今还为此唏嘘。
除了敬佩这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艰辛，试问，如果没有高考，姚家四子的命运又将如何？我们的制度为什么只架设一座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因为整个社会的认识实在太单一化了，只有‘高考改变人生’，也许这种苦涩最终会让万千家庭乃至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很多家长公开质疑姚凤珍的行为。
这其中的道理被农家妇女姚凤珍一语道破，“我们农村家庭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考学，而且必须要考好大学。”
考高分、上名校，大规模扩招终于用令世界瞩目的发展速度拆毁了教育资源稀缺导致的“高考独木桥”，从而“实现高教大众化”。然而高考的尴尬还没完全消失，“考高”的压力却接踵而至。
大量挤在“考高”独木桥上的学子，自然和当年面临高考独木桥的前辈们一样，承受着大部分被无情淘汰的沉重压力。
“现在大部分都是像姚凤珍老人这样的家长，但孩子能有这样高考结果的不多。”西安某药店职员文慧绒告诉记者，“不考上好大学，以后就没啥出路，看着娃也辛苦，但是为了她将来，必须得逼她学习。”
采访中，大多数家长表示，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等几家“中国一流”大学，多花一年时间（即推迟一年就业与挣钱），多花一年学费，多承受一次考试的压力，也值得，不仅能弥补损失，而且将大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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