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一种制度，从隋朝开始，一千年中逐步演变，到了清朝，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十分完备。正式的科举分为三级考试，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考中乡试，被称为“举人”，便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才会惊喜得发疯发狂。
可乡试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在乡试之前还有一个资格考试，这便是“童子试”。童子试由各县主持，参加者不分年龄学历，都可以参考，合格者称为“秀才”，有了秀才的身份才可以去参加上一级考试。可以说，童子试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高考”。
考秀才既是做官的必由之路，所以那时的家长们也像我们一样特别重视。早期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虽然不喜欢读八股文章，但在母亲的期待下，还是走进了考场，当他考中秀才时，母亲乐得几乎流下了眼泪。并且还有几家富户竟然争先恐后地托人来定亲，一时间让母亲十分骄傲。教育家蒋梦麟参加童子试时已经在新式学堂读书了，但还是回来参加童子试的“高考”。一举得中后，回到乡间，亲戚朋友都纷纷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的喜酒，家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跟我们现在考上名牌大学一样。
不过童子试考中秀才后，也不是一劳永逸，还要每年参加岁考。戏曲家齐如山回忆说这种岁考管得不是很严，可以告病假，也可以请游学假，但最多告假不能超过两次，到第三次就非考不可，考得不好便要受到戒尺的惩罚，最差的还要革去秀才。
那时候的社会虽然也重视 “高考”，但在考场设备、考试条件上却不敢恭维。比较好一点的大县考场会搭一个大考棚，每人一间小屋子，按照“天地玄黄”的次序排列，宛如我们今天的考号。因为考试时间很长，如厕成了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则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在考棚的最前一排设置厕所，有的让每个考生桌下放一个瓦罐子，并且规定只许小便，不许大便。可即便是小便，长时间在侧，也是臭味熏天，实在影响考试心情和成绩。
不仅如此，那时候考试有的地方连桌子都没有，只能让考生自带。很多考生来自乡下，长途跋涉到县里参考，自然没法带桌子，只好在城中到处借用。如此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的能借到干净桌子的自然没问题，可还有些贫穷的考生借不到像样的桌子，只好将小饭铺的满是油污的桌子、甚至是厨房中的案板带进考场，当做答题的桌子用。于是有人用《竹枝词》来描绘这种情形：“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书生坐大堂。油板压车为试案，考终衣服亮光光。”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觉心酸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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