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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下岗后李桂珍一直四处打工，她开过餐馆，卖过杂货，给别人织过毛衣，当过清洁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忆时才能成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时光。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下面一条紧身氨纶裤，上面是鸭蛋绿的长款西服，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厂里的年轻小伙子开始行动了。那个年代追女孩的方式还算朴素，有忙着给她占座的，有抢着帮她抬水泥的，还有把存折拿给她看的，但他们最后都输给蒋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着李桂珍经过，招呼她进屋吃早点。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条后，这个厂子里众人瞩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儿媳妇。
李桂珍说自己和蒋易澄的爸爸一见钟情。相亲时，他打扮得像个牛仔，跟厂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样。他是驾驶员，开了辆天蓝色的汽车，斯洛伐克进口，据说全云南只有10辆，经常带着李桂珍出去兜风。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李桂珍苦笑着说。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一个钉子一个眼”，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给领导打报告，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李桂珍“像疯人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大妈你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问街边卖烧烤的：“大姐，有没有看见我姑娘？”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得到这样就必须放弃那样。”20多年后，李桂珍说得轻描淡写。她刚在厨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黄焖鸡，曾经的招牌菜之一，鸡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饭馆继续开下去，她应该是个好厨师。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我没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嘛。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了。”李桂珍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倾听，另一方面，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讲，诉说了以后又怎么样，现实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干脆选择不说。”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诉说，也挺好的。虽然我听得太多了，不觉得稀奇，但是总有人不知道吧，总有人会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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